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经过多年的追赶，已经成为科技大国，“墨子”科学实验卫星天地传信，C919大型客机飞上蓝天，高铁奔驰在祖国大地上……中国创新正处在由量变向质变的进程中。

　　然而，前不久的中兴事件折射出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研方面主要以模仿和跟踪为主的短板，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2000年以来，我国的科技投入增长一直高于GDP的增长，2017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7500亿元。虽然科技投入总量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较低。

　　“原始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期坚持和投入，只看论文发表数量是一种短视行为。2017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为920亿元，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为5.3%，与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其实这个比例还远远不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丁奎岭表示。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产出数量大幅增加，但质量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亟待提高。据统计，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但2017年，最能衡量核心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占全部专利的比重不到40%和20%。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雷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改革开放时期，包产到户及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民和工人的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面对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解放科技生产力和重大目标牵引是中国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所在。”

　　江雷表示，必须将影响国民生活、推动国家建设的重大关键技术作为当前科研的第一目标。“目前存在现有的科学技术生产关系和科技生产力不匹配的矛盾，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要实现一条龙操作，尤其倡导企业主导科学研究。”江雷说。

　　那么如何解放科研人员、释放科技生产力呢？在江雷看来，最关键的是要给科研人员自由，解决好知识产权归属问题，让科研人员在做产业化时没有后顾之忧。“例如，涉及国家建设重要方向、能源、资源等科研领域，需要集中国家力量进行攻关，但是关于民生的科技研究，要全部放开，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力，产生出更多就业机会和利税。高手在民间！看看美国的微软、苹果以及谷歌等民营公司的产值就知道了。”

　　丁奎岭也表示，在制药工业方面，发达国家有百年的积累，基础科研能力很强，但中国在制药产业方面利润很薄，“维持企业运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很难拿出更多的经费做原始创新研究”。

　　今年1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出台，虽然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逐步改善，但仍难以满足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

　　丁奎岭说：“国家发展要有强大的基础研究作支撑，自己具备了原始创新能力，在国际谈判中就会处于有利地位。高水平基础研究还是要抓人才，让科研人员能在岗位上真正发挥作用。”

　　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的原始创新已经具备发力加速的基础，科技水平从跟踪为主转向跟跑、并跑、领跑并存，创新方式从引进消化吸收和集成创新为主转向原始创新，从相对封闭走向更加开放。

　　江雷说：“中国还要以未来发展目标为牵引，抓住知识产权，用原创科学带动原创技术，这样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工业强国。”

　　（转自：《中国科学报》2018年5月28日 第6版  作者：高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