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核电站、转基因技术，当这些名词出现的时候，人们第一时间会联想到‘风险’这个词，从而产生畏惧心理，并且谈之色变。但当把同样的问题放到科学家面前时，又往往得到‘这些都不值得担心’的结论。实际上，其中一些的风险远没有人们感觉的那么大，而另一些风险可能又被人们低估了。事情的风险程度不仅仅与事实有关，还取决于人们对于事实的感受。”

　　David Ropeik是一位风险交流咨询顾问与讲师，专程从美国来华调研。日前，他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等媒体的专访，以备受关注的转基因食品为例，系统阐述人们为什么会对一个问题感到过度害怕，甚至超出了应有的程度。他还从心理学上探讨了人们针对这一话题争议不断的来源，并对沟通策略提出了建议。

　　《中国科学报》：许多非生物学专业的人士在读过转基因技术相关科普文章或报道时，总是将信将疑，认为转基因“并非那么简单”。这种现象很普遍，这是否是人的情绪影响其判断的鲜活实例？其背后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 

　　David Ropeik：你说的这一现象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美国尤其如此。

　　（David Ropeik展示了一张图片，图示是一根形状奇怪的棍子，乍看好像一条眼镜蛇。）

　　这个棍子就像转基因，或者核电站，它们对大脑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大脑的结构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人首先产生感觉，之后才会进行思考；第二件事是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于恐惧的感受还是会超出我们理性的思考。作为人类我们是做不到十分完美的——秉持客观的角度来思考。

　　我们生下来并不会害怕转基因。但是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一种本能，来帮助我们判断这些东西让我们感到有多害怕。大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确保我们从早上醒来一直到晚上能安全地睡觉。

　　对于一切外在问题，每个人都没经历过足够的培训来形成足够的专业背景，以支持我们能恰当地理解问题；大脑的本能不是思考——因为思考是要消耗能量的，所以一个问题是否会对我们造成威胁，这个威胁有多严重——比如对于转基因技术，人们更会依赖于自己的感觉和本能作出判断。

　　《中国科学报》：那么转基因的哪些特征会影响人的大脑作出以上判断？ 

　　David Ropeik：其一，人们对于人造风险的害怕程度，要高于对自然风险，转基因技术就是这种。特别是当人们已经目睹了人类技术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目睹了现在空气、水的污染，人们对于人类自身开发出的技术就更为敏感，担忧也更为明显。

　　其二，人们最初信赖的那些人，会成为影响人类作出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相比孟山都、杜邦、先正达这样的转基因技术开发商，人们似乎更愿意相信某个环保组织——因为他们宣称要拯救世界，所以觉得他们才是站在自己这边的；相比政府，人们更愿意相信身边的朋友——这在美国、欧洲、巴西，在全球都是如此。

　　其三，一些心理学上的解释认为，人们对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技术，容易产生更多的恐惧感，比如化学物品、农药、核技术、用于食品的生物技术等等。

　　另外，如果一个风险是强加的，而非人们主动去承担的，人们也会对其产生更多的担忧。如果能够自主地选择，比如可以选择是否食用转基因食品，人们对这些产品往往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恐惧感。如果对有没有转基因成分不知情，人们就会觉得这是生物公司把风险强加到我们头上，从而对转基因技术更为恐惧。

　　再次，就是人们会趋向于依从身边人的做法。人是社会性动物，通过彼此依赖产生安全感。和群体中的其他个体保持意见一致，是增强安全感的一个来源。如果一个科学家展示一个事实，但这一事实和群体的整体感受对立，那么这种群体感觉会占上风，因为这种群体感觉会带来安全感。

　　《中国科学报》：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公众有了知情和选择的权利，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不安情绪和恐慌心理，但公众对相关技术的接受度会有所加强吗？我想这种局面是有可能出现的：虽然强制标识，但接受的人选择相信，怀有疑虑的人仍然不信，各自表面相安无事，但转基因技术事实上并未被更多地接受。您对此有何看法？ 

　　David Ropeik：说得不错，还是会有人感到恐惧。消费者群体会由此分化。接受产品的人，会影响他周围的人，产品的接受度也会慢慢上升；而公司和科学家关注的、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依然对产品持怀疑或不接受态度的人。就像前面说的，他们真正恐惧的，依旧是恐惧感本身。

　　但如果政府要求强制标识，会向公众释放一种信号，即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种尊重感，能够帮助政府更好地就转基因技术和公众进行沟通。只有尊重这种情绪，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接受。这个观点我对美国政府也一直在提，但现在还没什么积极回应。美国政府也觉得这项技术对健康、环境、经济等有好处，而且能提高农民收入，但也担心消费者的情绪和反应。

　　美国人已食用转基因食品15年了。但由于美国并未对转基因产品强制标识，许多人并不知情。美国没有说将新技术先在别国实验看看是否安全，而是直接就给自己的消费者用了。美国消费者对此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根本没这种意识，他们甚至没听说过转基因这件事儿，也不知道背后有这些争论。

　　《中国科学报》：所以在美国，公众、媒体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与中国面临同样的处境？ 

　　David Ropeik：美国很多媒体的报道重点，也是在人的恐惧心态上，更注重人的情感以及关于转基因的那些意见冲突。但一些科学媒体和记者，会挑战人的害怕情绪，表示这种害怕只是在忽略那些科学上的证据，这类媒体还是会从科学上进行阐释。但人们获取信息并不一定从媒体，还会从朋友那里，朋友对个人信息的获取有更大的影响。

　　转基因食品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说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新出现的技术？鉴于如今人类已经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当一个新技术出现时，人们的第一反应都非常反感。但新技术也有好的一面，中国能取得今天的发展，也是依赖很多新兴的技术。新技术会带来效益，也会带来代价，二者的博弈其实是审视这一问题的一个更大视角。转基因正好能让大家看到，整个世界现在都权衡它带来的效益和代价。

　　大卫·洛佩克（David Ropeik）是一位风险交流方面的咨询顾问与讲师，曾从事环境和科学方面新闻记者工作20余年，现任哈佛大学进修学院环境管理项目的教员，编著有《到底有多大风险？为何我们的恐惧并不与事实一致》等书。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赵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