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学习成长经历

　陶宏1915年4月1日出生于南京，祖籍安徽歙县。其父是我国著名的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社会活动家陶行知先生。

　受父亲的影响，陶宏从小即树立了爱国报国思想和民主意识，树立了自强自立、勤奋学习、热衷科学、崇尚实践的精神。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和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屠杀同胞的罪行在陶宏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正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小读书的陶宏，参加了列队迎接烈士灵柩和追悼会。小学毕业后，陶宏考入当时的新型中学——北京艺文中学。该校实行新的教育制度，即“道尔顿制”，这个制度的核心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的兴趣。学校的自由空气和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融洽，对陶宏影响很大，并初步培养了其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广泛涉猎和自学精神与自学能力。1928年，因政治迫害，艺文中学校长高仁山被军阀政府杀害，学校被迫停办。在短暂转入汇文中学后，1928年6月，陶家举家南迁至南京，陶宏在父亲开办的晓庄学校学习。1930年，该校因反帝和支援工人罢工，被蒋介石政府封闭，不少同学被捕甚至被杀，陶行知亦遭通缉。同年10月至次年2月，陶宏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这里旧的传统教育制度令他感到十分厌恶，乃至离开学校，在家自学。

　1931年秋，陶行知先生从日本回国，与史量才一道，在上海开办自然学园，陶宏即从北方到上海进入该学园学习，一同在该校学习的还有方与严、董纯才、戴白桃、高士其等人。同时参加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上海工学园和儿童科学通信学校的工作，参加了科学普及工作，利用编写通俗科学读物的稿费，开始了经济上独立的生活。

　1934年从自然学园毕业后，陶宏进入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从事生理学和生理化学（生物化学）的学习，进行了一些有关生物化学的研究。在此期间，还利用星期天时间下乡，指导帮助建立了一所农村小学——佘儿岗小学，该小学是由晓庄的农民和晓庄小学一部分年纪较大的学生，在陶行知先生的鼓励下创办的，校长和教员均由学生担任。1936年至1937年，陶宏帮助其导师郑集（南京大学生物系）建立了中央大学生理化学科，任助理。1937年10月至1940年进入重庆中国科学社生理化学部，任研究助理，从事中国药物的提炼和抗疟的有效丹方的研究，并著有《中国抗疟的有效丹方》一书。1940年8月至1942年3月，帮助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建立一所难童学校（育才学校），任自然组主任。1942年春，由于深感有机化学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因此离开育才学校到成都四川大学师从周复原学习有机化学，进行了有机化学、化工方面的研究，任理科研究所助理。后因不满四川大学中的人事纠纷而离校，重回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化学科（成都）。陶宏在从事生理化学研究期间，结合中国人营养状况和膳食结构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南京人的膳食调查》、《中国腌菜及泡制菜与蜜饯中的丙种维生素之质量》、《钙的利用率》等学术论文8篇，翻译有关比较生物化学和固醇及其有关物方面的学术著作2部。在四川大学从事有机化学研究期间，曾写出《四川虫蜡的分析》、《接触法由乙醛制乙酸》等论文2篇。

追求进步  追求真理

　从1935年开始，陶宏开始阅读《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接触了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等新知。1936年在上海参加了陶行知先生举办的讲习班，聆听了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如邹韬奋等人关于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苏联及西方政治体制研究等方面的系统讲授，并参加了上海各界纪念“一·二八”大会和示威游行，政治觉悟得到提高。他对到解放区工作十分向往，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1936年，上海“七君子”被捕后，陶宏曾代表冯玉祥将军到上海进行慰问。冯玉祥将军和陶行知先生是多年至交，陶宏曾于1935年到泰山教授冯玉祥将军天文学和天象观测知识，当时的陶宏是天文爱好者、中国天文学会会员，故有此趣话。1944年12月，经成都美国新闻处图片部主任汪骏介绍，陶宏到该部工作，任编辑，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宣传团结和民主，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1945年10月，通过陶行知先生与曾昭抡先生联系，同意陶宏到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有机化学深造，但联大在复原，故只得等待。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成都争取民主的运动，并将当时一些进步的文章、言论译成英文，交付党组织或进步组织。

　1946年7月至1951年8月，陶宏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教授基础有机化学并曾和袁翰青先生一道进行有机化学研究。在此期间，曾参加了北京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请愿活动，并在教授中进行支持学生运动的宣传工作。1949年北京解放，陶宏由钱俊瑞等人介绍，进入当时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任联络，参加了北平人民广播电台科学广播和北平解放报《人民科学周刊》的编辑工作，并担任华北人民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特约编审、三联书店特约编审及《科学技术通讯》编委会委员。同年5月，陶宏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9月列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大会。1950年春到1951年夏，陶宏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业余教学委员会编辑了一套自然读本。建国初期这段时间，除北大教学工作外，他几乎用了全部的业余时间，完全义务地从事这项工作。此外，他系统地进行了政治理论学习，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50年，陶宏第一次向北大教员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此后，他又多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强烈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1951年春，陶宏参加了河南观音堂地区的土改工作，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领导的正确性。

开展有机催化研究

　1951年，陶宏调入中国科学院，随后被选送赴苏联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有机催化专业学习，较系统地学习了有机催化课程，掌握了有机催化实验技术和基本理论，在导师Казанский院士的指导下，进行“载体的结构对于镍在环己烷去氢作用的影响”的研究。他收集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用各种不同方法制备了20多种载体，利用部分制得的镍催化剂确定它们的活化能，并在制备过程中提出一些新的方法。1953年6月，陶宏通过了候补博士的哲学考试。除专业学习外，他还积极参加了莫斯科中国农业展览会的工作。正当他满怀激情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准备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大干一场的时候，不幸被严重的高血压症击倒，后因反复发作，且日益严重，不得不终止留学，被迫于1954年7月提前回国休养。苏联是陶宏在抗战时期就开始向往的社会主义国家，此次中辍留学，对陶宏精神和身体上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以后多年，他一直为此感到愧疚和遗憾。

　回国休养一段时间后，陶宏于1955年11月回到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工作，任副研究员，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1957年秋又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化学组秘书。1960年陶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1961年起，陶宏任化学所第六研究室（有机催化研究室）主任，在他担任室主任后，对催化研究室的发展做了认真的谋划，提出苦干三五年，使我国催化研究赶上苏联水平的宏伟目标，并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联系生产实际，提出了一些有应用前景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项目，例如乙炔加水等项目。

开创我国感光化学研究领域

　1964年12月，根据国家需求，中科院化学所、上海有机所和保定、天津胶片厂承担了剖析研制高分辨感光胶片的任务。化学所以陶宏领导的催化研究室和以蒋明谦领导的有机研究室（第三研究室）为主，吸收化学所其他研究室的部分科技力量，组建了感光材料研究室，将主要研究方向转向感光材料研究，研究队伍由40多人，增加到70多人。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攻关，圆满完成了国外同类型胶片的研制任务，并为以后国产胶片的研制创造了重要条件。

　1967年1月，以化学所感光材料研究室为主，承担了人造卫星甲、乙胶片（代号160胶片）的研制任务。160甲片用于星相机，作为星空定位使用；乙片用于地物相机，作为对地侦察使用。甲片由化学所组织会战，乙片在保定胶片厂会战，化学所派人担任会战组长。

　160胶片的研制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国家任务。当时我国感光材料研究基础十分薄弱，化学所感光材料研究室科技人员所学和以往所从事的专业大都为有机化学与物理化学，系后转入到感光材料研究的，科技储备和经验积累严重不足，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可想而知。为完成这一任务，参研人员以国家任务高于一切的责任感和不畏艰险、敢打必胜的决心，顽强奋战、协力攻关。作为160胶片研制任务主要组织领导者的陶宏，以杰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深厚扎实的业务功底，组织科研队伍进行了高性能乳剂研究，光学染料合成，超薄片基拉伸，底层、护膜及防光晕层的研究，胶片显影强化加工，胶片涂布技术研究，感光性能测试以及保存性等十几个课题的攻关，一一攻克了乳剂配方、化学及光学增感、涂布工艺、显影加工、测试方法和保存性等胶片研制各个关键环节的难关，于1971年底完成了实验室研究阶段的工作，继之组织下厂，并于1974年安排试生产，产品于1975年12月和1976年11月两次交由“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成功使用。160胶片研制成果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86年，“尖兵卫星”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60胶片是“尖兵卫星”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宏作为160胶片研制的主要领导者与组织者，排名在“尖兵卫星”整个项目获奖人员的第4位，受到国家的表彰奖励。

　从1964年剖析研制高分辨感光胶片任务的下达到1975年160胶片在“尖兵卫星”上成功应用，共经历了12个春秋。12年间，参研人员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上述两项国家重大任务，而且通过国家重大任务的实施，在中科院集中成长起一批感光化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和一支实力雄厚的科研队伍，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感光化学研究体系和包括涂布车间在内的科研手段与条件，为日后感光化学研究在我国蓬勃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基本完成160胶片任务的基础上，陶宏等人还在感光材料研究室组织开展了彩色胶片、红外遥感胶片、彩色反转片等国家急需感光材料的研究工作。为了开拓研究人员的思路，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他还组织编译了近20册“感光化学参考”，供所内外从事感光化学工作的人员学习、参考。1972年底，中科院化学所从事感光化学研究的科研队伍已达到100多人的规模，当时国家计委提出在此基础上成立感光化学研究所。经过两年的筹建，感光所于1975年1月正式成立，集中进行新型感光材料的研制和相应的基础研究，感光所逐渐成为我国感光业界科研工作的中坚力量和先导，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一直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为我国感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切无不凝结着陶宏等老一辈感光化学家的历史功绩。

　多年来，陶宏一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且曾做直肠癌切除手术，身体状况一直很差。在160胶片会战的几年间，医生给他开过数不清的全休假条，他很少向组织交出，也几乎没有全休过。他多次表示，只要心脏跳动和头脑清醒，就要努力工作。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160胶片和国家急需的其他感光材料研制事业，献给了中国的感光科学事业。1975年5月8日，陶宏因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60岁。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天，还亲自审查了所图书馆的图书订阅目录。

　同许多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老一辈科学家一样，陶宏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热爱科学事业，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以国家的需求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陶宏又是一个具有个人特质的科学家，他几乎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正规学历教育，但他身上体现出的自学能力、社会实践能力、自然知识的广博以及在科学普及和教育普及方面所做出的突出成就，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他的艰苦奋斗精神、勤奋学习追求新知精神、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团结同志关心他人等优秀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