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科学院为了更好地提速科学事业的发展，拟构建一个以兼气体生产和科学实验为一体的全新机构。1960年，抽调由赵亚伦、朱元贞、闫云亮三位同志组成筹备组，在电子所0305的基础上组建气体厂。气体厂代号506；通讯地址：北京2711信箱；国家物资供应渠道代号:〇四单位四四二部。筹备组不辱使命，辛勤工作，仅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在中关村东北角一片荒芜的臭水塘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工厂。

气体厂最初的设想是由低温车间、制氧车间、煤气车间以及以气体为介质的多功能实验室组成。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取消了拟建中的实验室，变成了以气体生产为主，以科学院为服务对象的事业单位。名称也从原来的中国科学院中关村气体厂，改成中国科学院气体厂。主要生产氢气、高纯氢、氧气、氮气、液氮、压缩空气、煤气等。原来准备发展的稀有气体，以及以酚、萘回收提取的化学合成制品，也因难度过高不具备条件而无从实现。

气体厂最初是处级建制，厂长赵亚伦、副厂长魏文龙、党总支书记周培让，以及由孙淑珍、于基凯、孙尚杰、王其振、李学明、宋协坤、夏东贤、张庆丰、焦六全、牛贵峰、郭明堂、杨吉三、赵庆芳、郭占元、周培林等中层干部组成的领导集体（后期又有潘发良、韩厚元、吴宪翠、李明秀、王建勋、闫高云等厂级领导）。除十几名技术人员外，工人大多是五几年参军入伍的复转军人和从电子管厂调过来的一批工人。1963年由海淀区招进40名初、高中毕业生，使全厂员工达到了200人。

1964年9月，我们二十几个西城区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被分配到气体厂，14日是报道的日子。记得是在主站的两层小楼里，报完到，厂里有同志领着我们把行李搬到29楼的集体宿舍里安顿下来。

气体厂坐落在中关村的东北角，院子很大，后来知道应该有4万多平方米。院子的大门就是现在北一条的那个门。当时几个车间的厂房已经建成，正在安装设备。现在晶体的那个两层小楼是当时的办公楼也是气体厂留下来的唯一建筑了。记得当时的布局是：晶体小楼向东连着制氧车间，那厂房挺高、挺大，有六、七层楼高，因为制取氧气的主要设备分馏塔就有五层楼高。隔着一条南北走向的小马路，是一个四五层楼高，呈长方形由木板建成的冷却塔。北边是氧压间和钢瓶库。钢瓶库的北边是煤气车间，三套卧式水封干馏煤气发生炉等设备已经安装完毕，只是车间的三十多名工人全都去长春煤气公司实习去了。煤气车间的西边是锅炉房，三台兰开夏四吨中压锅炉一字排开，也挺壮观的。60米高的烟囱几十年以来都是中关村所有建筑的高度之最。锅炉房的南边依次是氢气高压库、低温车间、主站。大概在理化所和燕归园小区现在绿地的那块地方上，有4个水封伸缩式储气罐。一个2400立方的煤气罐，那家伙可不小，灌满气也得有五、六层楼高，还有一个1000立方米的氧气罐、一个300立方米的氮气罐、一个300立方米的水煤气罐。在制氧车间南边现在脉冲管和激光楼的那片位置上是三排五列，近20栋三建公司建厂时留下的工棚房，当年是车库、物资科和库房、维修车间以及食堂、水房等。

我们到厂时已经初具一座工厂的规模，主要设备也已安装到位，需要进一步完善，调试。但与之配套的上下水管道还需要安装，有几个废弃的大工棚也需要拆除。这些体力活就由我们这些年富力强的男生完成了。记得那时黄土地很黏，而且地表水位也高，向下挖1米多深就见着水了。在有水的湿地里，每挖一锹都很费力。穿着雨靴想拔出脚来也很不容易，有时脚是出来了，可鞋却嘬在泥里。因为这里过去曾是乱葬岗子，还时不常地挖出过棺材板来。拆工棚得登梯爬高，还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小心谨慎。那时候，一天干下来，浑身像个泥猴，没一点干净的地方。东边厂墙外，现在的中关村东路宽敞顺畅，可那时却是原清华园火车站的货场。回忆不起来是什么原因，我们还拆过从现在的加油站向南将近100多米长的一条废弃的旧铁道，这也是累死人的活。好在凭着那时年轻体壮，也都顺顺利利地完成了任务。1967年，我们还在厂里小马路的两边种上了一百多棵加拿大眼镜杨，到现在五十多年的光景，其中长得壮实的一个人都抱不过来。不过，存活下来的已经不是很多了。由于气体厂从事的是特危行业，为保障安全起见，按照当时公安局的要求，在厂区围墙外50米属于安全区域，不应有任何建筑，土地应该归属气体厂所有。不过在计划经济的大形势下，人们头脑中根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概念。要不然理化所现在的面积还要大出几千平方米呢。以上回忆，只是叙述了当初我们日常工作中的几件小事。像这样的花絮我还可以说出许多。鉴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再赘叙了。

我们64年这批学生大多被分配在低温车间。由于氢气具有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车间只能建成一层，防爆墙、屋顶也是轻型结构。为避免高压库产生明火，铺成木地板，灌瓶间隔断有49厘米厚。车间的主要设备是三台卧式压滤机式6立方米电解槽，由三台350伏、48安的直流发电机组提供直流电源，用吸收比对法分析氢气的纯度。生产出来的氢气经过干燥、脱碱，用氢气压缩机压缩到140公斤压力，夏天高温下减为120公斤压力，灌入钢瓶。如果再经过一道纯化的流程，就成了高纯氢，是现代电子工业必不可少的无氧化能源。另有三台9升的氢液化器，是低温车间的看家设备，但终因条件不完备，液化器又过于陈旧，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修修补补，勉勉强强地开过几次车，生产出一、二十升液氢就结束了它的使命。

记得是67年，全厂几个车间陆续开工生产或试生产。三班倒，歇人不歇马。仅几年的功夫，气体厂的产品已经覆盖了北京西部地区的许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医院以及像109厂、768厂、701厂这样的电子、半导体、无线电零部件等生产企业，很快就形成了东边氧气厂、西边气体厂的气体供应格局。最紧张的时候要买上一瓶氧气，半夜里就得来排队，拉气的车能排出去老长老长的。氢气特别是高纯氢，更是成了科研单位不可或缺的紧俏物资。后来一度传出气体厂要转型改制，许多用户意见纷纷，甚至告到了北京市，要求继续保障气体供应渠道。即便是现在，液氦技术发展室仍然担负着附近几十个单位的液氮供应。今天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气体厂的成长和发展为科学院也为我国的科研、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无线电电子行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气体厂也分过两派，也曾进驻过军宣队、工宣队。但始终没耽误过一天生产。文化大革命中期，气体厂曾变换过几次编制。这期间招收过一批西城区实际上并没有念过几天书的初、高中学生，也分配过十几位军事博物馆曾经站错队的讲解员，还从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调进过一批人员。员工最多时，曾达到300人左右。

当时为贯彻陈伯达提出的全民办电子的路线，气体厂曾抽调人员组建管连（生产晶体管）和微光夜视仪试制组。因为根本不具备条件，人员又都是技术上的门外汉，因此管连只东拼西凑地鼓捣出几只所谓的3AX21锗低频大功率管。微光夜视仪也是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灰溜溜地草率收场。老气体厂几年辛辛苦苦积攒下的近百十万元也挥霍一空，打了水漂，现在看起来那时的做法是错误的。几年后仪表局麾下的气体厂又重新回拨给科学院。

1980年，气体厂在疾风劲进了二十年后，又迎来了她新的生命。在洪朝生先生的领导下，与物理所低温室合并组建成中国科学院低温技术实验中心，开始了在低温物理领域里新的登攀。

往事如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最初的气体厂，早已成了历史记忆中的一页。如今算来已近一个甲子。曾经为之做出贡献的一代年轻人，也已经白发苍苍，许多人甚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令人欣慰的是，在气体厂这块曾经的土地上，一个崭新的单位——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正在迎着朝阳，沐浴着科学创新的春风，在科学发展的广袤蓝天中，展翅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