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经大室主任江龙老师的聘任，北京电影学院的刘敦老师来到了我们研究室。久闻大名，这次见到真人了，他一米八几的瘦高个儿，我得仰视着他。开始我们有点紧张，人家是电影学院教感光科学的专家，我们虽然也已干了十多年感光化学和感光材料，但都是半路出家。感光化学和感光材料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和系统工程，要深入研究，必须掌握有关的物理学，量子化学 ，物理化学，有机化学等等。所以我们一方面很高兴来了一位好老师，要好好地跟他学，但又有点怕露怯。后来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着，天天接触，其实他是一位很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的人。他知识渊博，精通五国外语，无论谁向他请教或讨论问题，他都很耐心地倾听和不厌其烦地讲解。他为人真诚，直爽，敢言，生活朴素，对某些不良风气，极为痛恨。

　　70年代末，中美建交后，掀起了学英语和公派到美国学习热。我虽然在中学时，学了六年英语，但那是哑巴英语，工作后也只是看文献，不会开口说。当时刘敦老师在我们研究室率先办起了英语口语培训班，还为我联系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物理天文系访问学者的位置。81年初我出国时他和任新民老师及我的家人一起送我到机场。81-83年在美国学习期间，我一直和刘敦老师用英语通信，汇报学习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得到他的很多指导和帮助。83年初回国时，那天飞机晚点，到北京时已是深夜，没想到刘敦老师和夏培杰还在机场等我，使我非常感动。

　　80年代初，刘敦老师正在计划带领我们研究室的同志们走出去，联系工业实际。我回国后第一天上班，他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回来得正好，需要你来挑担子。他要我担任和工厂协作的组长。这为我们后来承担七五，八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奠定了基础。

　　但好景不长，我刚回国工作了五个多月，1983年7月23日星期天，恶讯传来，他在陪瑞士驻华大使夫妇在水库游泳时出事了。我简直是不敢相信，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倒是一星期前的星期一，他来上班时，说他星期日在家时突然晕倒在地，经陈大夫急救后，到医院检查没事，就来上班了，没当回事。但凡他注意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不会出这样的事的。才51岁啊，他博学多才，应该还有几十年的时间为科学事业奉献他的才华，真是太可惜了。

　　我最近距离见刘敦老师最后一面，是在开追悼会的前一天，陈珊珊大夫要我陪她去太平间看他的遗体腹腔有否问题。当拉开冰柜时，我看到的是他脸色红润，就像是睡着了一样。这个形象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直到现在，永远不会忘记。在他去世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经常会梦见刘敦老师，以他特有的走路姿势向我们走来。

　　开追悼会那天，正好我从美国带回一台家用小型摄像机和放映机，以及数卷8毫米胶片，请北京电影学院刘国典教授摄影，拍下了追悼会的全过程，由北京电影洗印厂冲洗完成。后来这套追悼会全过程的片子，由陈大夫寄给了他们的女儿刘玫，因她在美国学习未能回国参加追悼会，我想这对于她也应该是很好的纪念。

　　刘敦老师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为人，他的作风，他的博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